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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核心詞“天” 英譯之管見

        中國文化核心詞是中國文化內(nèi)核的外在表現(xiàn)形式,是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的重要載體?!疤臁笔侵袊軐W、宗教學、倫理道德等領域的重要概念,也是中華民族信仰體系的核心內(nèi)容之一,影響著整個中華民族的世界觀、價值觀和倫理觀,因而準確地詮釋與翻譯“天”關系著中華文化對外的有效傳播。


        就《論語》而言,“天”共出現(xiàn)26處(不計重復),其中8處是以“天下”、“天子”等詞匯形式出現(xiàn),表示世界(the world / the nation)和君主(the emperor);其余18處(不計重復)則是以中華文化獨有之“天”與“天命”的概念出現(xiàn),是儒家天命觀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1809年以來,《論語》的英譯本(包括全譯本和節(jié)譯本)有近50余種,其中,分別將“天”翻譯成Heaven、God、Providence、Nature,比例高達九成,但這樣翻譯,不僅讓西方讀者感到莫衷一是,而且容易造成費解、曲解甚至誤解,不利于中國文化對外的有效傳播。因此筆者認為應將“天”音譯為“TIAN”或者“Tian”,主要出于以下考慮:


        首先,建立能指與所指的關系。Heaven、God、Theology、Providence等諸版本英譯,都屬西方神學范疇,與漢語文化中“天”的含義并不完全相同,有的甚至相悖,以這些西方神學詞匯翻譯“天”會使目的語讀者產(chǎn)生與基督教有關的聯(lián)想,從而誤讀、誤解中國文化。中國傳統(tǒng)儒家觀念中,“天即是人,人即是天,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”。這一觀念,亦可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隱性宗教信仰,也同時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、天文觀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、“天生德于予”、“知我者,其天乎!”就此而言,孔子的人生即天命,天命也即人生,雙方意義價值無窮,這一觀念乃由孔子以后戰(zhàn)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。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,強要把“天文”與“人生”分別來看,那就無從準確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。一些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。安樂哲認為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“天”不同于西方理念,將“天”譯為“T'ien”,并用漢字和注釋加以解釋。這種翻譯方式給西方讀者以陌生化,構(gòu)建了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;這種翻譯也體現(xiàn)了譯者在全球化語境下試圖打破西方哲學長久以來形成的霸權(quán)主義、溝通中西文化所做的努力?!懊麖闹魅?,物從中國”的論述是翻譯專有名詞慣常遵守的原則之一?!癟'ien”這一版本英譯采用的是威妥瑪拼音,現(xiàn)已基本被淘汰。采用漢語拼音將“天”譯為“Tian”,不僅尊重“天”原有的內(nèi)涵及特殊性,還能傳達中國正統(tǒng)意識形態(tài)和中國文化傳統(tǒng)核心概念。


        其次,術(shù)語,特別是核心術(shù)語翻譯必須遵從唯一性原則。林紓早在1914年為《中華大字典》撰寫的序言中談到:“中國則一字但有一義,非聯(lián)合之,不能成文。故翻譯西文,往往詞費,由無一定之名詞,故與西文左也。” 傅蘭雅提倡譯名統(tǒng)一,認為翻譯術(shù)語時只有先“配準各名”,才能達到“費功小而獲益大”的良性效果。目前“天”的翻譯極易讓西方讀者產(chǎn)生困惑。辜正坤曾就術(shù)語的翻譯問題大聲疾呼:“譯文不當容易導致不解、費解、曲解,甚至誤導中國學術(shù)研究。”同理,中國文化特殊術(shù)語翻譯成英文,翻譯不當也勢必誤導西方學術(shù)研究。


        再次,音譯的方法,古已有之。從東漢末年的佛經(jīng)翻譯起,音譯法就廣為使用,玄奘提出的“五不翻”原則,其中的“秘密故”(微妙難以揣測)、“含多義故”(有多重含義)和“此無故”(在譯入語中沒有對應的詞語)都應“不翻”。而中華文化中的“天”正是這樣一個微妙難以揣測、具有多重含義、英文無對應詞語的概念,因而也應采取音譯。另外,與表音的印歐語語言不同,漢語主體部分雖為形聲字,但本質(zhì)上仍是表意文字,明末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,為了傳教交流,能夠準確地發(fā)出漢字的讀音,他們紛紛想方設法用羅馬字母標注漢字來學習漢語。威妥瑪拼音是以北京音為描寫對象的漢語拼音,比較成熟,“天”就音譯為“T'ien”,在中國港臺地區(qū)比較普遍,在西方也偶爾能見到,畢竟使用人數(shù)較少,影響面有限。


        最后,這種翻譯有利于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。國際上影響較大的《論語》英譯本多為20世紀早期西方人所譯,將“天”譯為Heaven、God等西方語言中已有的概念,是殖民霸權(quán)的結(jié)果。但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,將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音譯既可以提高西方讀者的重視,也是我們在中華文化“走出去”過程中確立文化自覺以及文化認同的過程。目前,已有中華文化獨有的概念以音譯的形式頻頻見諸媒體、學術(shù)期刊、專著,如,“陰陽”音譯成“Yin and Yang”,再如,中國傳統(tǒng)醫(yī)學“氣”的概念也被音譯成“Qi”, 《道德經(jīng)》中的“道”(Dao),等等。通常來說,異域文化要素的輸入都會經(jīng)歷一個從歸化到異化的過程,異質(zhì)程度會逐步增加。正如張春柏所言,“隨著日益頻繁的中西文化交流,對許多以前通常意譯的中國文化負載詞,西方讀者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比較能夠接受直譯,甚至音譯的譯文了”。葛浩文也曾指出:“英語中來自中文的詞匯不多,基本上都是帝國主義者和傳教士帶到英語中的?,F(xiàn)在到了用更多中國詞匯來擴充英語中的中文外來詞的時候了?!蔽覀冇欣碛上嘈牛S著國際間交流的深入,將實現(xiàn)多元文化的互動、互補、互彰、互澤。


        我們還應看到,雖然 “天”這一中華核心概念詞直接音譯為“Tian”更加貼切簡便,但過程需要慎重,需要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增加注釋和說明,以便讓人“知之好之樂之”。漢學界諾貝爾“儒蓮獎”的首位獲得者、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《論語》時,基本采用直譯,但其譯本注釋詳盡,背景知識豐沛,對孔子的言論有自己的看法。再以英國漢學家韋利為例,他翻譯的《論語》“文”勝于“質(zhì)”;不僅闡明個人對《論語》文本考據(jù)的觀點,而且在譯文尤其是注釋評論中多有實踐;譯本的學術(shù)色彩濃厚,有大量旁征博引的注釋和長達67頁的導言。因此,應視具體的意義范疇添加注釋和說明。


        除此之外,“天”字單獨出現(xiàn)時應音譯為“Tian”,且需加注以傳遞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內(nèi)核。這樣,既能免于西方讀者用西方先入思維理解中華文化,又能向其灌輸這一中華核心詞匯的真正內(nèi)涵。隨著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(nèi)的傳播,“天”字內(nèi)涵必將為更多的西方人接受,一旦 “Tian”“約定”到一定程度,也就無需再多加注釋,自然就“俗成”了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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